凭谁权柄-浸信会中长老

狄马可
简介
凭谁权柄

浸信会中的长老

狄马可（Mark Dever）著

2014 九标志中文事工·版权所有

ISBN: 978-1-940009-08-7

电子版ISBN: 978-1-940009-07-0

所有圣经经文皆引自《圣经·和合本》

chinese@9marks.org

http://cn.9marks.org

献给浸信会长老
认识九标志事工
序 言
导 论
第一章 圣经中的长老
第二章 历史上的长老
第三章 浸信会教会生活中的长老
一篇个人见证

谨将本书

献给那些与我共同侍奉的、

国会山浸信会的众长老们。

愿你们的呼召得以完成，

愿你们的数目得以加增，

愿我们被呼召所服事的教会兴旺，

直到主来的日子。

认识九标志事工

神定意要藉着教会彰显祂的荣耀，祂是荣美、完全、慈爱的神。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地方教会包含以下这些特质，它将会是怎样的：

·在诗歌敬拜与讲道中，神的名被高举；

·在彼此相爱与服侍中，信徒关系紧密相连；

·在恒久忍耐与恩慈中，建造我们的婚姻与家庭；

· 在知罪而悔改的信徒生命中，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得以彰显。

持守“九标志”理念，我们深信，神的形象是藉着那些虽不完美但却被不断更新成圣的信徒生命的群体而彰显的，任何传福音工具、宣教策略或辅导项目都不能与神的荣耀透过圣徒生命的见证相媲美。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像祂。

我们的邻舍和整个世界都将带着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正如神的天使、天军也将从天上观看这一切！

教会领袖无需用其他新颖的方法、招揽人的技巧来使教会成长。他们需要，甚至是必须，拥抱且认信神早已设计好的基于圣经的神学和优先次序，神使用这些神学和优先次序在地方教会中培植健康和圣洁。圣经也确实地教导长老如何建立彰显神荣耀的教会。

根据“九标志”理念，我们力求回答“如何做”的问题，并且为您的教会制定基于圣经的异象。我们提供的资源有：

·媒体：可下载的网络资源、音频采访、电子简讯、教学大纲。

· 研习：周末研讨会、研讨会、实习项目、智囊团。

· 出版：书籍、小册子、论文。

·外联：实地拜访、电话交流。

若要了解更多，敬请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cn.9marks.org。

序 言

2004年2月6日在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我做过一篇演讲，而这本小册子正是在此次演讲的基础上编辑成书的。应斯坦·诺曼（StanNorman）教授和查克·凯雷（ChuckKelley）校长友好热情地邀请，在“浸信会神学和事工中心”的第一次例会上，我就“众长老与浸信会教会治理”一题发表了演说。因为我拥护“特别浸信会（ParticularBaptist）”的教会立场，即：采纳由非受薪同工担任长老的众长老制，所以该篇演讲着实吸引了不少关注。正是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兴趣持续高涨，我们才决定以书的形式出版该篇演讲的内容。

与“九标志”事工的其他资料不同，我们认识到，或许这本书只对浸信会教会有主要作用，尤其是那些与美南浸信会联会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教会。但同时,我的确也相信，本书所提供的在地方教会实行众长老制的辩护是合乎圣经的，因此也同样适用于笃信圣经的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宗教会及其他宗派的教会。但是，不管是当时的演讲，还是现在以书的形式出版，该书的信息都是以浸信会教会为指向的。

地方教会的治理模式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基督为教会舍命，视教会为祂自己的身体，持续不断地看顾并供应教会，且最终要来迎娶教会作为祂的新妇，那么那些牧养教会的带领者便肩负着极高、极神圣的责任。为了确切地知道基督希望祂的教会如何被带领，我们有必要把时间花在探讨教会治理模式上——研究、祷告、深思、求助于神的话语、求助于其他基督徒、也求助于前人的经验。尽管地方教会众长老制的缺失并不会使一间教会失去其基督教会的有效性，甚至也不会影响其整体上对圣经教导的忠心，但是，这种缺失的确与新约圣经所教导的模式有所冲突。

简要从个人角度谈一下，作为一名浸信会牧师，我已经发现众长老制有着极大的好处。我们教会对美南浸信会联会的贡献不但没有因为采用这种治理模式而降低，反而提高了；我作为牧师的带领角色并没有因与我共同事奉的其他长老而受到危及，反倒得以加强；我们也没有受到给婴儿施洗的试探。另外，在良好的牧养带领下，我们的会众没有变得消极被动，反倒在事工中更加积极主动。每个长老都是基督赐给教会的礼物，希望我们不要拒绝基督所赐的美好礼物。

如上所述，在“九标志”事工中，我们收到很多与“长老”有关的问题，尤其是来自浸信会成员、执事和牧师所提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最终决定出版此书的原因。在过去几年中，有两本这方面的书出版，是由多名作者合著的，每本书都是关于持某种福音派教会治理模式的作者，从自己立场展开辩护，并随之回应持其他立场的作者。尽管我也曾受邀至少在其中一个项目中发表观点，但我必须谢绝，因为我认为我所拥护的立场并不切合任何一种常见的范畴。例如，在本书中（以及在我更早期的书《神荣耀的彰显》），我建议在会众制的大背景下，一间教会应该同时拥有主任牧师以及多位长老，这样的治理模式必定使教会受益。在那两部多名作者合著的著作中，至少有一本书的大致内容是：教会生活的所有三个方面（会众、主任牧师和其他长老）互相此消彼长。而我所主张的是：在地方教会生活中，会众、主任牧师和其他长老之间应该是美好的互帮互助、共同存在、彼此加强的关系。

如果您有兴趣了解其他浸信会信徒对此事的观点，建议您读一些最近出版的其他文献资料。腓力·牛顿（PhilNewton）的书《会众生活中的长老》（EldersinCongregational Life, Kregel 2005）具有实践意义，作者为美南浸信会的牧师，他正在带领教会采纳众长老制的治理模式。约翰·哈迈特（JohnHammett）的书《浸信会教会的圣经根基》（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Baptist Churches, Kregel 2005）是一本全面的教会论著作，作者为美南浸信会神学教授，来自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在“九标志”的网站上（cn.9marks.org），您可以听到我对这两位作者同时作的采访，他们所讨论的恰恰是这一议题。保罗·亚历山大（PaulAlexander）和我共同撰写了一本书《深思熟虑的教会》（中文版由美国麦种传道会出版），本书几乎一半内容是关于这种众长老制的实践性问题，比如该治理模式如何运作，以及我们所发现的有所帮助的具体实践。最后，在丹尼·阿金（Danny Akin）所编辑的《有关教会的神学》（A Theology for the Church, B&H 2006）一书中，我所撰写的有关教会论的部分，也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一些相关问题。

特别感谢舒马特（MattSchmucker）——“九标志”事工的前任总监，因他殷勤的服侍与工作，使得本书呈现在您眼前。愿神使用它祝福您在祂里面的成长，也祝福您所深爱、所服事的教会能够繁荣兴旺！

狄马可

2006年1月于华盛顿特区

导 论

在最近举行的田纳西州浸信会福音大会上，约翰·毕萨格诺（JohnBisagno）①提到：现今，在浸信会教会中，两个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关于教会治理模式的问题。我们不再生活在我长大时的那种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日子，也不再生活在路易·牛顿（Louie D. Newton）②在其著作《我为何是一名浸信会信徒》（Why I Am A Baptist, Beacon 1957）中所描述的那种日子：

当我成为德鲁伊山（Druid Hills）教会牧师的时候，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组建“牧师内阁”，该内阁包括教会生活所有部门的带领人——执事团主席和副主席、财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委托人团队主席、引领员团队主席、文书、会计、救济委员会主席、主日学主管、培训团总指挥、妇女宣教会主席、弟兄会会长、音乐敬拜牧师、音乐委员会主席、访客关怀委员会主席、青年委员会主席、图书馆长以及教会受薪同工。③

在上世纪中叶，制定集体组织结构需要何等大的信心啊！牛顿继续说道：

这种“牧师内阁”思想所带来的后果是，所有关于传福音、招募、日常事务以及推动工作，都需要首先在相关负责的小组内讨论，然后呈报到高一级的小组提出问题并提供建议，最后，在得到最广泛可能的议会研讨和同意后，呈报给全教会作出最后的赞成或者否决。④

早年的浸信会信徒是否在教会中设立了过于冗余的教会职位？有可能。费城浸信会宣言（1742）在“关于圣经”一章中说：

涉及所有必要之事的神整全的教导，不论是关乎神自己的荣耀、或是个人的得救、或是信心和生活，要么在圣经中有明确教导，要么必定隐含在圣经经文中。对此，在任何时代都不可再加增些什么，无论是透过所谓“圣灵新的启示”、抑或是人的传统。

然而，我们承认，在真正理解神的话语所启示的那些事情上，我们需要圣灵的内在光照。我们也承认，在一些涉及敬拜神的方式、教会的治理模式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与人类行为、社会有共通之处），我们需要使用神在普遍启示中的亮光，以及基督徒的智慧，并且按照神话语的一般原则来作出决定。而且一旦作出决定，也应该一直持守。

换句话说，关于教会的治理模式，适当的灵活度是合宜的，浸信会信徒也一直都承认这一点。同时，浸信会信徒总是认为，关于地方教会的治理模式，圣经有着具体的指导。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要从圣经、历史和实用角度考虑教会长老的角色。我们会从简述圣经有关长老职责的教导开始，然后审视教会历史中的长老，最后针对今天浸信会教会生活中的长老角色给出一些实用性意见。

①约翰·毕萨格诺是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第一浸信教会的退休牧师。

②路易·牛顿是亚特兰大德鲁伊山浸信教会的牧师（已牧会多年）。

③路易·牛顿著，《我为何是一名浸信会信徒》（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57）202页。

④同上，203页。

第一章 圣经中的长老

I. 历史序幕

浸信会信徒可能比历史上其他的新教宗派都更努力到新约圣经里面去寻找支持他们教会治理模式的证据。罗马天主教会也声称如此，但是他们并不像新教徒那样认信圣经的充分性。他们会仰赖教会的无误训诲作为其权柄，心满意足地认为：拥有神的话语固然美好，但完全不是必需的，因为基督的灵继续藉着祂在地上的教宗来作工，教宗是坐在罗马教会圣座上的彼得的继承人。

另一方面，改教信徒抗议当时错误的做法，要求再次把圣经放在最前面、最中心的位置，来决定教会的教义，包括有关教会本身的教义（即教会论）。马丁·路德、重洗派（the Anabaptists）、慈运理（Ulrich Zwingli）、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加尔文（John Calvin）以及克莱默（Thomas Cranmer），他们都离弃并且批判了他们从罗马天主教会所继承的教导。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会所谓的“发展”其实已经超越了圣经本身，实际上是歪曲了圣经的教导，因此，有必要按照圣经进行“改革”、归正。一些改教家，比如路德和加尔文，他们试图与国家或地方宪制合作对教会进行改革，这些“国教改教家们”也自然地受到政府是否许可的制约。然而，浸信会信徒已经弃绝了婴儿洗，也因此弃绝了任何教会和政府合作的希望，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待圣经，视其为完备、充分的教义来源，甚至是在涉及有可能带来争议的教会结构这一问题上，他们转向圣经并相信圣经是充分的，足以教导我们如何管理我们的教会。

有一次，当我在一间浸信会教会讲授“长老”这一题目时，一位年长的姊妹向我大声喊道：“这不是变成长老会了吗？”尽管我没有当场告诉她，但我认定：作为“浸信会”，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意味着要“忠于圣经”。所以，一名浸信会信徒要问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这是浸信会教义吗？”而是“这符合圣经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来审视在新约圣经中长老的角色。

II. “长老”一词的基本用法

“长老”一词来自希腊词πρεσβúτ（elder）。包含该词根的词汇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75次。其中，9个地方①是指从年龄上讲岁数大的人。在4个地方②，包含同样词根的词是指希伯来民族的祖先。约翰在启示录中12次③使用这样的词，用来指天上的长老，或者统治者。有29次（全部在新约圣经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该词用来指犹太教中祭司以外的带领人，要么是在公会中，要么是在本地会堂中。剩下的20次则用来指教会中的长老，这些被提及的教会包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④在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的教会，⑤在以弗所的教会，⑥在克里特各城镇的教会，⑦以及一些其他教会⑧。约翰也有两次称自己为“这长老”⑨，尽管我们很难确定他是指他自己所担当的职分，还是指他个人所拥有的其他头衔。在以上所提到的75处使用“长老”的经文中，我们最关注的是最后这20处。

①路1:18，15:25；约8:9；徒2:17；门9；提前5:1；多2:2-3。

②太15:2；可7:3，7:5；来11:2。

③启4:4，4:10，5:5，5:6，5:8，5:11，5:14，7:11，7:13，11:16，14:3，19:4。

④徒11:30，15:2，15:4，15:6，15:22，15:23，16:4，21:18。

⑤徒14:21，14:25。

⑥徒20:17。

⑦多1:5

⑧提前4:4，5:17，5:19；雅5:14；彼前5:1，5:5。

⑨约贰1；约叁1。

令人吃惊的是，在新约圣经中提到地方教会的职分时，“长老”（或“牧者”、“牧师”）和“监督”（或“主教”，一些英文译本译为Bishop“主教”，如《英文钦定译本》腓1:1）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第20章显得尤为清楚，那里提到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πρεσβúτεροζ）见面（徒20:17），几节经文之后（徒20:28），保罗吩咐这群同样的长老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因为圣灵已经立他们作全群的“监督”（希腊文επιτσκοποζ；有些英文译本译为Bishop“主教”，如《美国标准译本》）。同样在第28节，紧接着，保罗劝勉这些长老，这些监督，要“牧养（‘牧养’与‘牧师’为同根词）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在这12节经文中，同样的一组人被称为长老、监督和牧师（直译为“牧羊人”）。（译者注：动词“牧养”[希腊文ποιμαινω]与名词“牧师”[希腊文ποιμην]为同根词。英文为Shepherd[牧羊人]，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

在以弗所书第4章11节，保罗说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保罗所用的“牧师”一词为ποιμαινω，该词与“牧羊人”（Shepherd）为同根词。在彼得前书第5章1-2节，彼得向“你们中间的长老”说话，劝勉他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里的命令形式与保罗对“牧师”的命令一样。所以，他们要牧养神的群羊，或者说“作神群羊的牧者”，而牧养是通过“担任监督”，监督和主教（Bishop）为同一词（希腊文都是πισκοποζ）。这些词汇的重叠性是明显的，不能视而不见。

关于这些词语的互用，还有更多的证据。在彼得前书第2章25节，耶稣被称为“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译者注：希腊文原文圣经此处有个连词και[“和”]。但《和合本》没有译出来：“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而《吕振中译本》的翻译为“如今却回转过来，归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新译本》为“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译为“监督”一词的希腊文词汇（包括同根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1次。例如，在提多书第1章7节，保罗提供了担任“监督”这一职分的资格一览表（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节，保罗也告诉提摩太同样的职分和资格要求）。但是，在提多书第1章5节，当谈到同样的职分时，保罗说道：他把提多留在克里特，为要在各城设立“长老”。显然，新约圣经在谈到地方教会的职分时，长老、牧者或牧师、主教或监督这些称谓是可以互换使用的。①

这一结论并无争议，过去的浸信会信徒都深知这一点。1689年《伦敦浸信会信仰宣言》写道：“基督所设立的职分是主教（或长老）和执事”②。尽管《伦敦浸信会信仰宣言》只是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确认了长老会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内容，并在个别地方保留了《公理会萨伏依宣言》（CongregationalistSavoyDeclaration），但这一特定的条款却是全新的，是由浸信会牧师们在1677年的议会中起草撰写的。浸信会1833年和1853年的《新罕布什尔信仰宣言》（New Hampshire Confession）宣告说：“教会中的正当职分唯有主教（或牧师）和执事”③。小巴希尔?蒙雷在1859年写成的《信仰原则》中写道：“一间教会的固定职分是主教（或长老）和执事”④。1925年的《浸信会信仰宣言》（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也包含同样的内容：“符合圣经的职分是主教（或长老）和执事”⑤。直到1963年，“长老”这一符合圣经且有历史意义的名称才最终从美南浸信会联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官方用语中消失。《浸信会信仰宣言》的1963年版和2000年版的第六款都提到：“其符合圣经的职分为牧师（复数）和执事（复数）”。甚至在1963年，修订委员会的作者们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圣经词汇的理解。该委员会主席赫歇尔·豪布斯（HerschelHobbs）在1964年写道：“牧师——这是指同一个职分的三个术语中的一个。其他两个是‘主教’和‘长老’。”⑥

①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第一浸信教会的牧师豪威尔（R. B. C. Howell）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在《浸信会传道人》一书中“圣职按立”这部分写道：“神所设立承担讲道、执行圣礼的唯一职分是长老（elders）、主教（bishop）和牧长（presbyters），这些名称的含义没有区别，在指向职分时，他们所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这一职分的按立一直流传下来，直到我们现在的时代。”《浸信会传道人》（The Baptist Preacher, Richmond: H. K.Ellyson, 1847），137页。亨利·季林（Henry Keeling）编辑。

② 第26章第8段。

③ 第13款。

④ 第14款。

⑤ 第12款。

⑥ 赫歇尔·豪布斯《浸信会信徒相信什么》。Broadman出版社，1964年，85页。

III. 单数之于复数

有关长老的第二个问题立刻接踵而至。新约圣经的地方教会通常是包含单个长老（或称“主教”或“牧师”）还是多个长老？

在耶稣建立教会之前，巴勒斯坦的犹太城镇通常都是由多位长老来治理的。路加福音第7章中记述了一位罗马的百夫长，他派迦百农犹太社团的多位长老，到耶稣那里替他寻求帮助。称呼本地带领人为“长老”，这一做法可追溯至旧约圣经。申命记中称呼城镇的带领人为长老，且总是以复数形式，这些城镇的带领人负责从逃城把人带回、解决谋杀案、处置悖逆的孩子等等（申19:12，21:1-9、18-21）。几个世纪以后，自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长老们继续在各城镇负责治理的工作（拉10:14），路加福音第7章中，百夫长所雇用的好像就是这种长老。

本地犹太会堂很可能起源于被掳巴比伦期间，那时犹太人生活中没有了圣殿，会堂也由多位长老来治理。犹太会堂是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敬拜和参与集体活动的场所，会堂的公开敬拜需要十位成年男子才可以进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辅助会堂的工作，其中包括治理管理部门①。这些有关犹太长老的经文都清晰地表明长老团是由男性组成的团体。

当我们转向新约圣经时，可以明显看到，启示录中所提到的“天上的长老”是复数，事实上，他们总共有24位。但另一方面，谈及地上的基督徒教会，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保罗可能在其他一些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教会，然而作为使徒，很显然他是一个人在领导，此外，年轻的教会从经济上也无法供应多位长老，并且保罗并不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而是给提摩太个人。在启示录第2章和第3章，耶稣也没有致信给七个教会的“多位天使”或者“多位使者”，而是给每间教会的单个的“天使”或者“使者”。这些是否证明：新约圣经中的每间教会只有一位长老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新约圣经有20处经文提到教会中的基督徒“长老们”（复数）。新约圣经中的一贯模式是：一个堂会有两位以上的长老。一个可能的例外出现在约翰二书和三书：约翰称呼自己为“长老”。可以推测，他的这一头衔广为所知。但如果他是写信给本会众之外的信徒，该头衔可能暗示了他所得到的广泛认可，而并非他的职分。仅根据这一点微小的信息，很难得出什么结论。

另外四位提到基督徒长老的新约圣经作者为雅各、彼得、保罗和路加，他们每个人似乎都默认每个堂会应该有多位长老。雅各教导他的读者：“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雅5:14）。（在这段经文中，“教会”是单数，“长老”是复数。）

彼得以长老的身份写信给“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复数）的人”（彼前5:1）。如果彼得前书第5章5节应该翻译为“长老”，而不是“年长的”，那么可以说，彼得再次默认单个堂会的众长老制，或者至少该默认不应被排除在外。

在致腓利比教会的书信中，保罗向腓利比教会（单数）的“监督”（复数）问安（腓1:1）。另外，他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作神赐给他们的群羊（单数flock）的监督（复数）（徒20:28）。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中也提到长老（复数），他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他的恩赐（提前4:14），然后他提到“善于管理教会（单数）的长老（复数）”（提前5:17），两节经文之后，他提到“控告长老的呈子”，这里“长老”πρεσβυτερου一词前面没有使用冠词（希腊文中的零冠词用法相当于英语中的不定冠词“a”），与以往一样，保罗默认提摩太在其堂会中有多位长老。保罗也劝勉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复数）”（多1:5）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提多在克里特的教会每间会堂都且至少应该有多位长老。

根据路加的记载，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单数）的长老（复数）来（徒20:17）。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之际，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单数‘each church’）中选立了长老（复数）”（徒14:23）。另外，每次提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时，他们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既没有提到多个堂会，也没有提到多个家庭教会。有一处提及信徒聚在一起的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第2章42节，但该聚会发生在圣殿的庭院里。路加从来没有提到过耶路撒冷的“众教会”；他总是称他们为“会众”（Congregation）（单数）。另一方面，提到长老时他总是使用复数形式③。换句话说，如果任何一个浸信会信徒想为“一个长老团可以带领两个以上的家庭会众”的观点辩护，那么，他是在不知不觉地为长老会的主张作辩护，而不是为历史上的浸信会的会众制主张作辩护。如果有人再将其要点突出一下，主张某个个人应该可以带领多个家庭教会，那么他就陷入误区，转而为“神权所赋之主教制”来辩护了。

以上就是所有新约圣经的直接证据。我倾尽全力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证据表明，新约圣经教会中常见而且应该采用的教会治理模式是：每个地方教会拥有多位长老。④

①新约圣经所提到的会堂“带领人”，例如：马可福音第5章22节的睚鲁（这里提到复数长老，因睚鲁是“管会堂的之一”，见《英文标准译本》 “one of the synagogue rulers came”）；使徒行传第13章15节（复数）；使徒行传第18章8节的基利司布（单数）。

②《新国际版圣经》翻译为“所有的城”（κατα πολιν，“every town”），但更好是译为each town （每个单个的城）。

③徒11:30，15:2，15:4，15:6，15:22，15:23（记载耶路撒冷公会的全过程），16:4，21:18。

④圣公会的学者和先锋宣教学家罗兰德·爱伦（Roland Allen）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看来是不可抵挡的结论，那就是，圣保罗所任命的长老完全有权力增加更多的长老，如此就确保了新教会的合宜秩序，以及圣礼恩典的确定性。最后，圣保罗并不满意只在每间教会按立一位长老。在每个地方，他都是按立了多位长老。这样可以确保所有的权柄不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 罗兰德·爱伦。《宣教策略：保罗的还是我们的》（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London: Robert Scott 1912），138-139页 。

第二章 历史上的长老

I. 早期教会以及君主主教制的发展

如果新约圣经中教会普遍采用众长老制的模式，那么后来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改变的呢？几乎没有新教教徒会否认，后使徒时代的教会立刻发生了急速而彻底的变化。随着基督最后一位使徒的离世，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处在襁褓中的教会很快便经历了教义上的衰落，从婴儿洗的兴起，到相信圣礼在救恩中的有效性，以及相信功德在救恩中的作用等等一切的事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些变化也出现在教会组织和治理的层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新约圣经所描述的长老带领的会众制，到最终成形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制，这期间跨越了几个世纪。《十二使徒遗训》是早期教会的文献记录，撰写于第一世纪末或第二世纪初。在该文献的记载中，教会的职分只有长老和执事。然而，早在第二世纪，早期教父之一的伊格那修（Ignatius）就提到某一长老议会，他们被召作为某位主任牧师（或主教）的顾问团。伊格那修区分使用了“长老”（presbyter，即“elder”）一词和“主教”一词。这一区分对于理解第二、三世纪教会中出现的权力集中化的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那段时期，早期宣教所影响的中心城市教会的主任牧师或长老，似乎渐渐成为决定教义是否正统的非正式仲裁人。这一发展过程在某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要缓慢一些，例如在埃及，从非正式的联会和非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向集权化的转变过程明显比较缓慢。但是总体来讲，像安提阿的伊格那修那样有能力的卓越的牧师们，他们很可能逐渐被尊为“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而且不止如此，他们会如以弗所的提摩太、耶路撒冷的雅各那样，逐渐拥有一个正式的职分，而这一职分至终被接受为：区别于地方教会长老的独立主教。这一类的主教似乎不只在他们的本堂会施行权柄，而且在他们自己区域的其他堂会，甚至有时在更广阔的地区也有权柄。这一情况出现在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罗马以及第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座”（metropolitan sees）。这些较大的总主教座后来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过程，直到最后罗马教座不再满足于自己对其他“总主教座”的非正式权柄，进而要求独尊本座。当罗马的主教愈来愈公开宣告自己是关乎信仰、真理问题的唯一仲裁者时，从长老带领之会众制的模式到权力集中制模式的转变便宣告完成。

不难理解，在一个新教会纷纷被建立、教会版图迅速扩大、异端日益逼近、殉道被人颂扬的时代，一些中心城市赫赫有名的主教们开始得到更多敬重和权柄，并且他们的继任者也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伊格那修之后的一个世纪，迦太基的居普良（Cyprian of Carthage）坚持认为，立定一位有权威的主教与普世教会的合一息息相关。耶柔米（Jerome）在其第四世纪的著作中承认新约圣经中主教和长老的身份，但是，他却为将监督权交给一个人的历史性需要进行辩护。挣扎在充满异端的海洋，为了坚持正统信仰，人们可以理解那样的一种“将权力集中化”的趋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一致，甚至大一统。①

①与此有关的更多资料，见居普良（Cyprian）著名的《论天主教会的合一》（On the Un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关于一些更早期的资料，见亨利·贝坦逊（Henry Bettenson）和科瑞斯·蒙德尔（Chris Maunder）编著的《基督教会文献集》（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3rd ed. 伦敦牛津出版，1999）第68-90页。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研究是：汉斯· 坎本豪斯（Hans von Campenhausen），《前三个世纪的教会权柄和属灵权力》（Eccleiastical Authority and Spiritual Power in the Church of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尽管坎本豪斯否认在新约圣经中可以找到任何一种有关教会结构的完整展示，而且他似乎并不持守基督教新教对圣经充分性的诠释，但是该著作的历史分析非常严谨，值得花时间一读。

II. 宗教改革的恢复

罗马主教成功地在西方教会维系其教会支配权近一千年。这一集中制的权威终于在新教改革时受到了挑战。这时，很多思想家和教会人士重新发现了这样的理念：圣经应该是决定教会教义的充分根据，而不是悠久的传统。当改教家们批判的目光开始指向教会时，他们需要用圣经中的一些话语，或者至少那些隐含在经文中的信息，来为他们的教义和实践辩护。

对于早期的重洗派、改革宗、公理会以及十六、十七世纪的浸信会，教会的职分不断地变动，甚至一些国教的改教家也开始恢复主教和长老的身份。人们开始发现主教制的存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一发现不仅动摇了西欧罗马教廷的权威，也威胁到了君主王权，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从社会秩序到教育制度再到收入来源等，属世的君王一直都是依靠教会的组织来提供一切的。因此，改教者们脱离主教制结构的运动起初也只是零敲碎打式的。

尽管马丁·路德在实践上拒绝干预主教独特的、超教会的角色，他却在其讲道和著作中反复强调：主教和长老（或牧师）在圣经中指的是同一职分。他斥责罗马主教为假先知，认为任何主教都不应该跟他有团契相交。天主教对马太福音第16章的诠释，使得他们长期以来认为教皇从彼得那里继承了独特的权柄，而路德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对于路德和他的继承者，他们认为只要主教或牧师的职分得到认可，教会组织其他的外围事项，包括会众内或不同会众之间的那些可以凭借属世法律来解决的事，通常可由国家来裁决。

约翰·加尔文不像路德那样被诸侯之间的政治问题（inter-princely politics）所阻碍，在寻求以圣经来定义教会的治理模式上，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加尔文强烈主张坚持“限定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该原则认为：不论是教会的治理模式，抑或是在每周聚会时做的所有事情，都应该有来自圣经的直接或间接的命令。他还恢复了主教和长老为同一职分的做法，这样就废除了高于地方教会、或在地方教会之外的权威阶层。加尔文要求每间教会都要有神话语的仆人（牧师），或者新约圣经所称的长老或牧师。但是，他提出了两种分工不同的长老或牧师，一种是“长老”（今天的长老教会称之为“治理长老”，也就是非按立之长老），另一种是“神话语和圣礼的执事”（长老教会称为“教导长老”）。

加尔文对教父时期的教会所作的认真研究体现在他的名著《基督教要义》的第四卷书的第四章。他写道：“在每个城市，这些‘长老’都选出他们当中的一位，特别赋予他‘主教’这一头衔，目的是为避免因级别完全平等而引起的纷争（正如经常发生的）……早期教父们自己也承认，人们一致同意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①遵循这样的榜样，位于日内瓦、德国、荷兰以及苏格兰的改革宗教会发展了一系列彼此连接的法庭，来解决不同教会之间有关教义和教会纪律的分歧，并且以改革宗的裁判体制来培养各教会之间的合一。

重洗派的教会治理模式是易变、不稳定的。正如雅各·斯特耶（James Stayer）所说，他们是“极端分散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作出排他性的宣告，并控告其他‘重洗派群体’。”②多种教会职分，包括长老，在他们当中不断扩增。在1529年的文献《信徒纪律；基督徒该如何生活》中，我们看到如下陈述：“被选出服事教会弟兄姊妹的长老和讲道者应该热心地照顾穷人的需要，怀着对主的热心，遵循主的命令，为着教会的利益并代表教会，拓展所需的事工。”③至此，在教会治理架构中，一种以领导阶层为代表的基本治理模式出现了。

因此可以说，在宗教改革阶段，随着对圣经充分性的重新确立，古旧的治理模式也得以恢复。新教教会开始给予非按立的教会成员更多的责任，甚至很多教会返回会众选举教会职位的方式。同时，改革宗团体和一些重洗派团体重新发现了“众长老制”这种理念。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以及其他人讲道的影响下，苏格兰教会（苏格兰国教）得到改革，他们建立了长老这一职分。在英格兰，长老会信徒、公理会信徒和浸信会信徒也恢复了新约圣经中的教会职分。而现在，我们要转向浸信会。

①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编辑，福特·路易斯·巴图斯（Ford Lewis Battles）翻译，收录在《基督教经典图书集》，由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于1977出版，第八次印刷。参：爱尔丝·安·麦基（Elsie Anne McKee），“从释经历史的角度看待加尔文对有关长老问题的教导”（“Calvin’s Teaching on the Elder Illuminated by Exegetical History”）。提摩太·乔治（Timothy George）编辑，《约翰·加尔文与教会：改革的三棱镜》（John Calvin & the Church: A Prism of Reform），路易斯维尔威斯敏斯特/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55页。约翰·欧文是早期会众制主义的捍卫者，他为治理长老作为单独的职分进行了辩护。见约翰·欧文的《约翰·欧文作品集》（The Works of John Owen），第十六卷，威廉·古尔德（William Goold）编辑，伦敦Johnstone and Hunter出版社，1853年版，第42页。

②雅各·斯特耶（James Stayer），“重洗派基督徒”（Anabaptists），《牛津宗教改革大百科全书·第一卷》，由汉斯·赫勒布兰德（Hans Hillerbrand）编辑，纽约牛津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2页。

③维尔纳·派卡欧（Werner O. Packull），《胡特派的开端》（Hutterite Beginning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参：埃米尔·凯纳尔（Emir Caner）的概要，收录于杰拉德·考文（Gerald Cowen），《谁治理教会，审视会众制带领机制和教会治理模式》，纳什维尔Broadman & Holman 出版社，2003年版。

III. 过去历史中浸信会教会的长老

当我主张要在浸信会教会按立长老时，一位女士抗议说“长老会才这样做！”严格来讲，她说的并不正确。我明白她的本意：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在她已经了解的教会中，她从未见过或听过浸信会有长老，但是，其他浸信会的信徒有见过，也有听过。

我们已经提到，过去的浸信会信约中使用过“长老”一词。但问题是：该词是否仅仅是现代用语“牧师”或者“主任牧师”一词的同义词呢？过去的浸信会信徒是否明白新约圣经认可一个地方教会中要有多个长老——被称为“众长老”？①让我举一个例子来看。

①格里格·威尔斯（Greg Wills）在其文章中所作的简明概括。“教会：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浸信会信徒以及他们的教会”，收录于《教会治理》第二版，狄马可（Mark Dever）编辑，华盛顿特区九标志事工，2004年版，第33-34页。

在整个十七世纪中，英格兰的浸信会信徒始终都是认同长老这一职分的。在1697年，便雅悯·基兹（Benjamin Keach）曾写到“主教、监督或长老”，此处显然表明这些新约的头衔都指向同一个职分。② 便雅悯·基兹（Benjamin Keach），《真正教会的荣耀》（The Glory of a True Church）收录于狄马可编辑的《教会治理》（Church Polity），第65页。基兹认为一间教会有必要有一位或多位牧师，但不一定必须有众长老。他拒绝了长老会的做法，即设立一个独立的、不从事教导工作的治理长老群体。基兹认为如果这一做法曾经出现在使徒教会中，那也只不过是过渡性的，因为新约圣经并没有列举所谓的治理长老的任选资格或其应负的职责。③ 同上标注②，第68-69页。参：雅各·任尼翰（James Renihan），“英国特别浸信会的实践教会论，1675-1705：在实践时所使用的第二伦敦浸信会信约中有关教会论的教义”（“The Practical Ecclesiology of the English Particular Baptists, 1675-1705: The Doctrine of the Church in the Second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as Implemented in the Subscribing Churches”）（博士论文，三一福音神学院，1997年）。

在十八世纪，便雅悯·格里菲斯（Benjamin Griffith）在其著作中赞同将治理长老与牧师（或者教导长老）分开。①借助引用出埃及记第18章、申命记第1章、提摩太前书第5章17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28节以及罗马书第12章8节作为其论点的依据，格里菲斯宣称：治理长老必须在按立之后才可以成为教导长老，这一事实表明了二者是有区别的。在十八世纪的费城浸信会联会中，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的区分是很普遍的，但是，关于这一做法，格里菲斯和他同时代的人并不赞同他们几十年前的英国前辈。②查尔斯顿联会的《1774年教会纪律概要》（1774 Summary of Church Discipline）也没有承认两个职分的区别，但它确认说新约圣经中与传福音有关的众仆人“常常被称为长老、主教、牧师以及教师”。该《概要》也暗示在一个本地堂会中，有时候会有一个“长老团”。③

①便雅悯·格里菲斯（Benjamin Griffith），《简短专论》（A Short Treatise），收录于狄马可编辑的《教会治理结构》，第98页。

②任尼翰（Renihan）写道：“大多数的作者和教会都不认可治理长老作为一个独特的职分”（第200页）。他还说：“大多数，特别浸礼派信徒坚决拥护在他们教会中采用众长老和平等长老”（第205页）。任尼翰“实践教会论”(The Practical Ecclesiology)。

③《教会纪律概要》（Summary of Church Discipline），收录于狄马可编辑的《教会治理结构》，第120页。

在十九世纪，费城联会的撒母耳·琼斯（Samuel Jones）写道：“关于治理长老这一职分的神圣权利，一直有相当多的怀疑和争论。”琼斯随后概括了赞同和反对治理长老的观点。他基本上认为格里菲斯对治理长老的辩护是缺乏力量的。但他仍然主张这一职分是有益的，不应被禁止，而是留给会众自由决定，如果他们认为治理长老可以有效地帮助牧师，他们可以保留这一职分。①

现在转向南方的浸信会。美南浸信会联会的第一任主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W. B. 约翰逊在他的著作《展开的福音》（The Gospel Developed）中写道：“每个新约中的教会都有多位长老。”②联想到他本人当时所处的时代，约翰逊说道：“在一个教区有多位长老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请教，这样，对于羊群的管理和教诲可以取得最佳效果。”③然后约翰逊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详细阐述在本地堂会中采纳众长老制的益处以及长老的职责问题。④

①撒母耳·琼斯（Samuel Jones），《教会纪律手册》（Treatise of ChurchDiscipline），收录于狄马可编辑的《教会治理》，145-146页。

② W. B. 约翰逊，《展开的福音》（The Gospel Developed），收录于狄马可编辑的《教会治理结构》，第192页。

③同上， 第193页。

④同上，第189-195页。

1849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第二浸信会教会的牧师J. L. 雷诺兹写道：“一般来讲，使徒教会似乎同时拥有多位长老和多位执事。”⑤不过，雷诺兹坚持认为“拥有职分者的数目，不论是长老或者执事，应该足以保证教会的完整性。但是圣经并没有明确指示具体要有多少人。”“这一点必须根据教会的具体情形来决定，而身在教会中的会众是最有能力做出裁决的。”⑥雷诺兹适当且仔细地剖析了支持独立治理长老团的论据。⑦他还用了一整章来辩护“主教”和“长老”二个头衔的互用性。

⑤ J. L. 雷诺兹（J. L. Reynolds），《教会治理模式或基督的国度》（ChurchPolity or the Kingdom of Christ），收录于狄马可编辑的《教会治理结构》，第349页。

⑥同上，第350页。

⑦同上。

1874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奠基成员之一的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写道：“在绝大多数使徒教会中，都有多位长老。”①由于早期基督徒只能以小组的形式来聚会，而每个小组都需要一位长老来教导他们，威廉姆斯据此推测使徒时代众长老这样的模式很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众长老制是当时特定情形下的产物，而不应被视为继续对以后的教会有约束力。威廉姆斯也不同意任何将治理长老单独分开的观点。总之，他将众长老这一议题与女执事、圣吻②以及圣餐的频率等问题都放在了同一范畴里。所有这些都应留给“各教会牧者们利用敬虔的分辨力来作决定”。③

我还可以继续阐述下去。在十九世纪，司布真所在的伦敦大都市会幕教会就有多位长老。④巴罗斯（J. L. Burrows）曾担任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第一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二十年，担任美南浸信会外国宣教部主席六年，在其著述的《浸信会相信什么？》（What Baptists Believe？）一书中，他写道：“长老和执事是基督所设立的仅有的两个职分。”⑤毫无争议的是，在二十世纪初，浸信会要么已经在本地堂会设立长老，要么支持并拥护在本地堂会设立长老——而且通常是多位长老，他们如此做已经有几个世纪了。A. H. 斯特朗（A. H. Strong）是罗切斯特神学院（Rochester, NY）院长以及很有影响力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1907）一书的作者，他概括了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美国浸信会信徒很可能持有的观点：“在一些特定的新约时期的教会中，似乎是有众长老制的治理模式……但是，没有证据显示长老的数目是统一的，也没有证据表明经常出现的众长老制是由于这些长老所牧养的教会的规模所致，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所致。根据新约中教会的例子，尽管教会可以按照需要允许由多位助理牧师一同治理，但却没有要求在所有情况下都要采纳众长老制……再者，有证据表明：至少在一些教会中，尽管执事的数目不止一位，但他们都只有一位牧师。”⑥

①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使徒教会治理模式》（ApostolicalChurch Polity），收录于狄马可编辑的《教会治理》，第531页。

②圣吻，即Holy Kiss，是早期教会的一种做法，同性别的基督徒彼此吻面问安，在现代教会中已经很少见。在历史上，教会就是否应当将此看为主日礼仪的一部分经过激烈的争论。

③同上标注①，第537页。尽管没有引述，威廉姆斯，杰拉德·考文（Gerald Cowen）在其著作《谁治理教会？》（Who Rules the Church? ）一书中再现了同样的观点。

④ “在我们看来，圣经很明确地讲到该如何井然有序地管理教会。我们相信每个教会成员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力；教会各行政单位无权执行任何决定，除非它们得到教会成员的全面认可。然而，我们相信教会应该选立自己的牧师，而在选立之后，他们应该爱他们的牧师，并且为其工作的缘故而敬重他；教会的执事应该与牧师联合起来，承担起与财务相关的事务；教会的长老应该怀着敬畏神的心来辅助牧养的工作，做群羊的监督。我们相信这样的教会是按照圣经原则治理的；如果她持守信仰，以信心为根基，屹立稳固，那么这样的教会可以带着对从天上来的祝福的盼望，进而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C. H. 司布真，“保守的和激进的教会”收录于《大都市会幕教会的讲坛》，第七卷（1862年版，翻印，得克萨斯州帕萨迪纳市: 朝圣者出版社，1969年），第658-659页。

⑤ 巴罗斯（J. L. Burrows），《浸信会相信什么？》（What Baptists Believe,1988年版）第14页，参第12、16页。

⑥ A. H. 斯特朗（A. H. Strong），《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福吉谷：耶德逊出版社，1907年版），第915-916页。

IV. 目前影响浸信会教会长老制复兴的因素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长老这一职分在一些美南浸信会信徒中得以复苏，原因何在？对于接下来的论述，我并没有做过详尽的研究，只是一些基于我个人性的经历和思考。对于“为何长老职分在浸信会中得以复苏”这一问题，不只对历史学家来说难以回答，即便是对于那些身处变化之中的人，要他们敏锐地辨别出成因也是非常困难。我曾经在英格兰担任某浸信会教会的长老，也曾经在南非的一些拥有长老的浸信会教会讲过道。但是在美国国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正在发生的对长老制的重新评估呢？

请允许我提出两个与发生在美南浸信会内部的圣经无误论争论无关的因素，以及三个与此争论有关的因素。所有这五个因素或许都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会不断生发出来对长老制这一古老职分的兴趣。

A. 与圣经无误论争论无关的原因

首先，有关本地堂会中的长老这一问题已经由美南浸信会以外的杰出倡导者所提出。约翰·麦卡瑟（John MacArthur）是位于加州太阳谷的恩典社区教会（Grace Community

Church）的牧师，多年来他一直倡导并亲自实践，让多位长老（他本人是长老之一）带领会众。麦卡锡已经出版过一些著作谈及这一问题，但最广为传阅的或许是他撰写的三十二页小册子《回答有关长老的关键问题》（Answering the Key Questions about Elders, 1984）。1991年，伯利恒浸信会（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个隶属美南浸信会的教会）的牧师约翰·派博（John Piper）也带领教会采纳众长老制的治理模式。他曾经撰写过一本六十三页的小册子《符合圣经原则的长老制》（Biblical Eldership, 1999）。

更广泛地来说，一些被广为使用的当代系统神学书籍也罗列出新约圣经的证据以支持众长老制的教会治理模式。米拉德·埃里克森（Millard Erickson）的《基督教神学》（中华福音神学院翻译出版）自1985年问世以来，或许是美南浸信会下属神学院中最为广泛使用的系统神学教科书，而在其他福音派院校中的情况也是如此。自伯克富（Louis Berkhof）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那部荷兰改革宗背景的系统神学著作以来，直至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系统神学理念曾经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在埃里克森著作的教会论部分，他认真仔细地罗列了主教制、长老制和会众制的教会治理模式，呈现了每一种模式的长处和短处。他审慎地拥护会众制，尽管他没有当年会众制主义者约翰·欧文（John Owen）和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那样的满腔热血——他们自认为会众制是神授而无误的。埃里克森甚至也不像19世纪美国南部的那些温和派作家那样——比如W. B. 约翰逊（Johnson）和J. L.雷洛兹（Reynolds）。埃里克森还提出两个附加条件：当会众规模变得极其庞大，或者当会众中大多是不成熟的基督徒时，长老制的治理模式可能是更为需要的。

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的畅销神学著作《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994）也被许多美南浸信会以及其他福音派神学院所使用。他在该书中说道：“在新约圣经教会中，有一个相当一致的众长老治理模式，即：由众位长老作为教会主要的治理群体。”①格鲁登从新约圣经证据中指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没有经文支持教会只有一位长老，不管这间教会有多小。惯常的新约圣经模式是‘每间教会’中有多位长老（徒14:23）。”“第二，我们没有看到新约圣经中的教会存在多样化的教会治理模式，反而是看到一个连贯统一的模式：每间教会都由长老治理和监督（徒20:28；来13:17；彼前5:2-3）。”②当格鲁登写这本系统神学著作时，他是芝加哥某美南浸信会教会的成员，而该教会就是由多位长老共同治理的。

其次，出于内在和实用性角度的考虑，也就是对我们的教会目前的治理结构感到不满，有关“地方教会中的长老”这一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美南浸信会的教会越来越认识到：现行的教会治理模式实在不合理。一些由单一牧师带领的教会，在专制的领导者手下饱受苦楚，这些专制领导者好像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所斥责禁止的外邦人领导者那样。③另有些情况，年轻的牧师已经来到教会，却发现这些教会已经僵化，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些教会实际上由一些执事、提名委员会、人事委员会或者其他团体管理，但这群人显然缺乏符合圣经标准的成熟度，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教导圣经。另外，对那些依然秉承、持守会众制传统的教会，那里的会众制却经常以敌基督的个人主义方式来治理，而忘记了我们其实是以一个会众整体在主面前共同担负责任。再者，在一些教会中，受洗并成为教会成员的年龄已经低于取得驾照的年龄、上小学的年龄，甚至低于学前班的年龄；在另一些教会中，成为教会成员只是作出一个决定而已，别无其他要求；还有一些教会，甚至对教会成员都没有固定聚会的要求。在上述这样的教会中，如果看到为处理教会具体事务而召开的成员大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约翰·哈迈特（John Hammett）所主张的：“许多浸信会教会已经远离了重生得救的教会成员制度，导致他们现在无力执行有效的教会治理。”④随着成为教会成员的门槛降低，会众制教会治理模式也开始衰落。

①古德恩（Grudem），《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大激流市Zondervan出版社，1994年）第912页。

②同上标注，第913页。

③马可福音第10章42-45节：“[b]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④约翰·哈迈特《浸信会教会中的长老治理》，未出版论文，2003年版，第11页。

B. 与圣经无误论争论相关的原因

我相信，美南浸信会中发生的关于圣经无误论的争论也对此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它间接地促使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重新评估教会的治理模式，并且使得有关长老的话题突显出来。这些影响也或多或少波及到了文化，强调要更少地依附于某些特定的宗派。人们对宗派的忠诚度每况愈下，二十世纪的很多年间，美南浸信会信徒以为这种忠诚度会一直自然地持续下去，所以他们没有努力去营造或培育这种忠诚之心。有关圣经无误论的争论使得许多美南浸信会信徒终其一生所仰赖的“宗派保护伞”破裂。宗派内部的斗争所产生的结果是：保守派美南浸信会信徒开始转向宗派以外来寻求一些问题的答案——正如那些更加自由派的信徒几十年来所一直做的。在宗派以外，保守派美南浸信会信徒发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从加州南部的超大型教会到以芝加哥为基地的各个学校和出版社。在二十世纪70年代，我们中的许多人认识到，我们无法依靠我们的浸信学生联盟（我所在的联盟中有个女同工甚至否认耶稣身体的复活）。我们所读的“我们自己人”所写的书也全然令我们失望。例如，达勒·慕迪（Dale Moody）的书《真理的话语》（The Word of Truth）不仅没有反对自由化，他甚至更多地提倡自由派神学的信条。而且神学院也越来越难以令人信任。因此，约翰·哈迈特（以上曾引述的）去了三一福音神学院，而我去了戈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我们这一代的很多其他人也都有着类似的故事。

随着圣经教会的兴起以及达拉斯神学院在保守派信徒中的影响力提高，浸信会信徒与更广泛的福音派联盟之间的互动达到新的高度。在达拉斯神学院教书多年的教授盖时珍（Gene Getz）提倡众长老制。有趣的是，在1977年，来自俄勒冈州（Oregon）的保守浸信会联会的一篇论文试图讨论浸信会教会中日益突显的有关长老的问题，而该文章将此问题完全归因于圣经教会的增长。

我们也开始对其他基督教宗派更加熟悉。尽管Churches of Christ（译注：宗派名）和弟兄会（Brethren）长期以来都有长老，我们却从未与他们交流过。在二十世纪70和80年代，在我们周围增长最快的教会全都是长老教会。美洲长老会（PCA）成立于1973年，该宗派很快便开始针对一些浸信会教会中长期存在的误解提出问题，该误解指的是：加尔文主义是反传福音的。现在，30年之后，美洲长老会（PCA）内充满了前美南浸信会信徒，而原因并非是这些前浸信会信徒全都被婴儿洗这一做法所折服。长老会当中的很多教会，尽管他们婴儿洗的做法和超越本地堂会的教会治理模式是不合圣经的，但他们却向外、向我们浸信会教会传福音，并且进行教导，甚至对我们进行门徒造就的工作。

借着这一切的交流，我们开始发现盟友，甚至圣公会信徒如约翰·斯托得和J. I. 巴刻，我们与这些人有着更多共通的东西，远胜过我们机构内部那些领取薪水的人。随着这些外部声音赢得全新的尊敬，我们对他们的观点和实际的做法给予了更多的思考。约有一个多世纪，我们都没有讨论过此类话题，而现在“教会治理模式和长老的角色”等再次成为我们探讨的问题。这种跨宗派的对话对许多位列美南浸信会更为保守的圈子里的人来说是全新的。

美南浸信会中的圣经无误论争论所导致的第二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保守派美南浸信会信徒被迫重新考虑我们的宗派身份问题，而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研究我们的浸信会历史。回顾我们的宗派历史，会发现有许多比“有关长老的问题”都更大且更重要，诸如圣经无误、信仰告白以及加尔文主义，除了这些，还有大量谈及长老的文献资料。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清晰的记得，在位于肯塔基州我奶奶的房子对面，住着一位退休的美南浸信会的主仆，人们称呼他时所使用的头衔就是“长老”。

针对从圣经无误论争论中所引发出来的对长老问题的再次重视，最后的解释要归结于对圣经本身无误性的重新强调。

在捍卫圣经的无误性的过程中，那些为圣经而斗争，甚至为圣经而大发热心的人们，很自然地会打开这本圣书，开始以全新的目光研究它，并且针对经文的真正意思而提出问题。在对宗派的效忠逐渐削弱，以及对重新定义敞开怀抱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即便是其他的因素一个都不存在，比如：外部的影响和内部问题带来的挫败，我们今天依然很可能会注视着圣经，在恍然大悟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对过去做法的不解，于是我们会说：“我们为何没有像看待早期教会那样来看待我们自己教会中的长老呢？”

第三章 浸信会教会生活中的长老

I. 教会治理模式的重要意义

对于任何并非百分之百完全有必要的事情，美国人很容易没有耐心。然而，为了对神的启示忠心，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的“变速器”上，除了“完全必要”和“毫不重要”之外，还有更多的档次。一些议题尽管对于我们的救恩或我们的基督徒身份并不是完全必要的，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而教会治理模式便是其中之一。①

① 美南浸信会联会的建立恰恰是基于这种与涉及救恩的必要因素无关的一些区别性特征。然而，最近Broadman & Holman出版社（一个完全隶属于美南浸信会的出版社）拒绝了两篇稿件：一篇是关于在会众制背景下的众长老的问题；一篇是反对婴儿洗这种做法。两次被拒事件都说明，一个出版社需要解释和捍卫我们宗派的符合圣经原则的区别性特征。

教会治理模式意义重大，因为在保护教会的集体见证上它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有益的。在教会健康时，不论是福音派的圣公会教会、长老会教会，还是浸信会教会，它们之间的不同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一些严重的罪渗入教会中，就会发现：不同治理模式所带来的不同立刻开始浮现出来。一些人会有疑问，不明白为什么在出版一本名为《教会体制》的书时，我竟然动用全书十卷中的三卷单独来讲述教会纪律的实施。当医生关注人身体的健康时，他们要研究疾病，同理，教会作为一个整全的身体，如何处理疾病也表明了该身体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健康时该身体是如何行动的。谁有责任来处理教会中的未悔改的罪？是牧师（主教）？还是长老？还是全体会众一起？谁掌管在神之下的最高上诉法庭？是教皇吗？是美南浸信会联会吗？是圣公会的总议会或者美国长老会的总会吗？这些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看一下在过去几年间圣公会所遭受的苦楚，这是因为他们把责任从自身的堂会推卸给了高于他们本地堂会之上且不合圣经原则的机构。教会治理模式事关重大。

II. 在会众制背景下的长老的带领

在神之下，教会最终的裁判权不在于教皇或者一个宗派联会，不在于一个全国总会或者一位牧师，不在于一个地区联会或者州议会，也不在于一些委员会或者董事会，不管受薪或不受薪者；在神之下，有关本地堂会的纪律执行和教义的最终责任不在于执事或长老，而在于全体会众。“会众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非常吸引人且有效率的、被得到充分理解且容易实践的、被全世界所钟爱的、或者说是免于扭曲和朽坏之影响的，但无论怎样的描述，它是合乎圣经原则的。“会众制”是符合圣经的，这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唯有本堂会在涉及本堂会的纪律和教义问题上向神负最终的责任，教会之外的人或组织对此没有权柄；第二，整个会众向神负责。这是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所看到的画面，我承认关于这一点的直接证据并不是很多，而且圣经中也没有详细描述具体细节问题，但是这一画面是连贯一致的，其中所涵盖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

A. 争议

在马太福音第18章，耶稣教导祂的门徒：处理弟兄之间纷争的最高法庭是全体会众。因此，在第15节和第17节我们读到：解决争端的最后一步是去“将事情”告诉教会或者会众（希腊文为εκκλησια）。①使徒行传第6章为此提供了一个例子，当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之间为着寡妇的饭食供应出现争端时，使徒告诉会众“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人”来照管耶路撒冷教会的贫穷成员的需要（徒6:3），该提议“大众都喜悦”（徒6:5），于是会众选出七个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使徒面前接受使徒的祷告。

①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e）在翻译圣经时，将εκκλησια翻译为“集会”（the assembly）。

B. 教义

在加拉太书第1章，保罗间接教导加拉太教会的人：解决有关教义争端的最高权柄是整个会众。保罗教导加拉太的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即便是他本人，如果来传讲与他们先前所接受的福音

不同的另一个福音，他们也应拒绝他。对待传讲错误信息的宣教士也是如此。有意思的是：保罗是在向年轻的基督徒讲这些话的；而不是写给长老的。他正在写的是关于神学上最重要的问题——福音本身！然而，保罗信任这些年轻的基督徒，福音已经救了他们，而福音所包含的认知性的、命题性的真理比他所领受的“使徒的呼召”意义更重大，也比谁来继任他的牧养职责更重要。保罗认为福音的信息是清晰易懂的，甚至对年轻人来说也如此。

C. 纪律

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解决有关教会纪律问题的最高权柄是全体会众。保罗在信中提到哥林多教会中臭名昭著的一个事件，他不是仅仅写给牧师或者众带领人，而是写给全体会众的。他告诉全体会众：他们应当采取行动，不要再和犯罪者来往。

D. 成员制

最后，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决定是否接受某人为教会成员的最高权柄是全体会众。在信中，保罗谈到他们先前开除出教会的那个罪人，现已悔改。保罗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林后2:6-8）保罗向全体会众写信，谈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所采取的行动，而现在他劝他们采取不同的做法。①

有关会众制本可以说的更多，但是我希望我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澄清说明：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是全体会众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要最终为着教会的生命负上责任，这包括了争议、教义、纪律以及成员的身份等问题。会众或许会躲避这样的责任，但该责任在神面前永不会消失。在圣经中，有关会众制的直接证据尽管微弱，该教导却是连贯和清晰的。②

①一个甚至比众长老制更具重大意义的问题是对仅允许重生得救的信徒加入教会成为成员这一原则的捍卫。

②这观点也得到了后使徒时期的一些证据的支持。罗马的革利免在其《致哥林多人一书》(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一书中写到长老的任命要得到“教会的全体认可”，收录于《早期基督教作品：教父时期》(EarlyChristian Writings: The Apostolic Fathers, 纽约企鹅图书出版，1968年)，马克斯韦尔·斯坦尼弗斯（Maxwell Staniforth）翻译，第46页。

III. 长老治理还是长老带领？

那么，在会众制的背景下，长老的职责又是什么呢？区分会众制框架下的长老带领和不认可会众在圣经中角色的长老治理模式是很重要的。①符合圣经原则的长老带领的会众制不同于长老会的治理模式（长老制），因为前者并不诉诸于本会众之外以寻求另一个最终的庇护所，以便对抗罪和错误的做法。长老带领的会众制也不同于在许多独立教会和圣经教会所执行的那种长老治理制度，因为前者承认：最终的责任的的确确在于全体会众。

“长老带领”和“长老治理”这两个术语是不同的，区分二者非常重要。《圣经》英文钦定本将提摩太前书第5章17节中描述长老职责的一词（希腊原文προεστωτεζ）翻译为“rule”（即：治理、控制、支配、裁定、判决的意思）。更加现代的翻译使用的是“direct”（指导）或者“govern”（管理）。因此事实上，长老肯定是应该负责治理、指导和管理的。

然而在我们当代的背景下，“长老治理”这一短语通常是用来指将最终的权柄归于长老之手，而不是由会众最终决定。但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点既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也不是使徒保罗所预想到的。甚至在无可争议的长老职责所涉及的领域，比如正统的教导上，会众也没有失去最终的责任。因此，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中（保罗在此警告提摩太有关即将到来的错误教导），保罗并未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责备长老，他是在责备那些厌烦纯正道理的人，他们“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提后4:3）。

所以，在概括本地堂会中的长老的职责时，比“治理”更好的一个词可能是“指导”或者“带领”。“治理”一词听起来像是最后或最终的裁决；而“带领”听起来更贴切地描述了神所赋予长老的角色，即：他们必须由全体会众认可，但是也可能被全体会众所撤销。总之，最符合圣经的模式看来是会众制的形式，而在其中长老承担起通常的带领职责。②

①笔者在此所要表达的要点不在于两个短语的区别，即“长老带领”和“长老决策”，而是两种会众的区别：一种会众不仅能够看到他们顺服的责任（正如希伯来书第13章所讲的），而且能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应该拒绝顺服他们的长老（正如在加拉太书第1章所教导的）；而另一种会众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神要针对传道人所教导的内容而追究他的责任（见雅3:1），但是懒洋洋坐在那里不加分辨地听取错误教导的会众也免不了当受的责任。他们应该拒绝跟随错误的带领人。如果一些会众认为他们没有这样分辨的责任，而是将分辨真理和谬误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长老，那么，他们其实是放弃了当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一些会众认为他们应该在正常情况下顺服他们的长老，但在一些个别情况下不应该顺服，那么，他们是在承担他们应有的、也是圣经所认可并教导的信徒的责任。

②尽管我很高兴为这一模式辩护，认为是符合圣经的一种模式，但是我并不是暗示：不采用这种模式的教会就不是真正的教会。我也不是在说不同的教会必须在教会治理模式一事上达成完全的一致才可以互相合作——以便共同承担宣教、传福音和教育的工作。

IV. 长老和其他人的关系

A. 与会众

那么，长老与会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虽然力挺会众制，但我肯定不是说会众总是正确的，是永无错误的，也不是说：圣灵是如此监督着每个堂会的事工，以至于会众的行为和结论总是与神的旨意相一致。在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中，没有一种教会治理模式可以得到神的应许永不会犯错，不论是教皇制、会众制或者任何位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模式。我们知道，当基督再来时，祂会发现地上的忠信之人，因为唯有祂是那位已经定意要建立祂的教会的人，而阴间的门不会胜过祂的教会。然而，最好的会众，就像最好的人一样，有可能且实际上也会跌倒、失败。因此可以说，虽然解雇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会众有权利解雇他，但是我相信他们这样的决定是错误的。

同时，圣经中对信徒要顺服带领人的呼召（来13:17）也绝不是说带领人是永不犯错的。长老和牧师也会做错事，而且为着那些错误（我是从一个长老的角度说），我们必须要向神交账（雅3:1）。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神给我们的带领教会的呼召。所以我们要讲道、要教导、要学习、要祷告、要传福音、要造就门徒，我们要审查也要彼此劝勉，我们要斟酌也要做出决定。

然而最终，长老所做的只是教导和劝诫会众。长老所拥有的一切使命、责任和义务都是由我们所服事的会众所给予的。当然，必须是神首先呼召我们，而且我们也期待内心的见证来印证这种神的呼召。但是那种内在的、被神呼召的感觉必须要得到有形的会众和特定的神的群羊的确认，由他们来邀请我们去牧养他们，而且在我们带领时他们也会跟随。为此，我们认为，离开了会众的投票，长老是不能够得到按立和废除的。

一旦会众确认了某一位长老的呼召，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应该信任长老的带领，尤其是在意义重大而又不那么清晰明确的事情上（即：在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上，信任众长老的决定）。长老被认可，其实恰恰就是承担这一类需要仔细思考才能作出决定的工作。①

①想要更多了解一些会众应该顺服且信任长老来决定的具体事情，见本人拙著《神荣耀的彰显》，华盛顿特区：九标志事工，2001年版，第40-42页。

B. 与“牧师”

在浸信会以及其他会众制的教会中，另外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问题是长老如何处理身处他们之中却通常被称为“牧师”的那一位长老。在十八、十九世纪，当浸信会信徒在考虑治理性长老的角色和地位时，他们曾经为此问题反复斟酌过。绝大多数浸信会信徒最终并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的区分是不符合圣经的。长老的权威是借着他们在会众中的教导，尤其是借着他们教导和阐释神的话语而积累起来的。

在今天，我们常称为牧师的长老，如我本人，是指分别出来在主日站讲台的那一位，他会负责主持婚礼和葬礼，通常也领受

教会的工资（全职或半职）。如果教会更大一些，他或许也负责雇用和解雇，并且把握整间教会的大方向。在我们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教会中，因着我的呼召是要做教会的主任牧师，我被按立为一位长老。我们所雇用的任何一位传道人，要么是被呼召做助理牧师，要么是做牧师。拥有“牧师”这一头衔的人应该是那些会众所承认为长老的人。

作为众长老中的一员，在投票时我只占一票。作为主要的在公众场合中的教导者，我的这一带领职责使得我在长老团的会议中有着一些特殊的权柄。但是，我们教会中的其他长老很可能对我有着很中肯的评估：在哪些方面我最有帮助，在哪些方面我的贡献较少。尽管从形式上讲，一间教会中的诸位长老有着平等的权柄，但总是会有一些人在这一领域影响力更大，而另一些长老在另外一些领域有更大的发言权。

C. 与教会受薪同工

长老与教会受薪同工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许多教会很大、很兴旺，需要拥有更大的同工队伍。这些牧养团队中的受薪同工应该被视为长老吗？或许是，但这种观点会受到一些挑战。一方面，如果教会中所有的长老同时也是教会的受薪同工，这会将长老从其他繁忙的日程中解放出来，从而使长老之间可以更容易地在一起工作。但另一方面，这可能也会削弱和阻碍教会领导团队的发展（比如可能会降低非受薪同工参与教会服事的积极性）。再者，教会的受薪同工可能会比那些与会众有着良好互动关系的长老（产生于教会内部的）更容易被解雇。在我们教会里，绝大多数受薪同工并不是教会的长老，他们需要思想如何执行长老所设定的教会的牧养方向。

D. 与执事

长老与执事关系如何？在许多美南浸信会教会中，执事们履行着非雇用的、众长老的领导职责。我们要批评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吗？我们必须认清：保罗所列举的这两种职分的要求有着重大的不同。既然长老需要能够教导神的话，而执事没有该要求，那么，可以适当地担任执事的人或许并不够资格担任长老。再者，保罗对长老所要求的教导的能力应该是指对圣经知识有着相当高程度的了解，这样知识渊博的基督徒弟兄恰恰是那些我们最自然地应该被认可和信靠的教会领袖。①

在我们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教会中，执事的工作是辅助教会的各项事工，从制定预算到帮助准备洗礼和圣餐，再到辅助教会帮助那些财政上有困难的人。我们的执事并不像过去那样属于立法机构的下院，好像是与长老团的参议院相配合的众议院那样。他们的工作乃是照顾教会的实际物质和财政上的需要，在教会肢体间建立合一，并且支持牧师和长老的工作。执事应该像是教会的“减震器”。②

①另一个不同是：在历史上，许多浸信会信徒认可女执事（根据提前3:11），但不认可女长老（认为此没有圣经根据）。

②在此特别要感谢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亨特街浸信会教会的牧师巴迪·格雷（Buddy Gray），感谢他在我们私下的交谈中向我传达了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思考和教导。

E. 与聘牧委员会

在恢复符合圣经的众长老带领教会的模式过程中，还有最后一层关系需要我们的关注：长老与聘牧委员会的关系。在很多美南浸信会教会中，数十年来，聘牧委员会一直在带领会众，在教会事工最重大的决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些委员会有时是由优秀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组成，它们却不是圣经所要求的一个职分团体，它们的成员不需要满足任何来自圣经的特定要求，在太多的时候，他们的决定是属世挂虑所主导的结果，比如不要让某个在教会长期服事的老成员失望，或者期望将来的牧师能够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或者甚至不同家庭中都能做好工作，把一碗水端平。在教会中，对仆人和带领人的提名工作理应交给最成熟的信徒，交给那些符合圣经相关要求（即对做长老的要求）的人。

一篇个人见证

在撰写本文之前，我把拥有长老的美南浸信会教会的名单交给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并且让他进一步追查各个教会名单，看是否有更多的教会可以加入这一名单。该同工很轻松地在一两天的时间内汇聚了一个名单：一个有着60间美南浸信会教会的名单，这里不包括其他浸信会宗派中已经或者正在转向长老带领的教会。我实在怀疑，如果给他更多时间，他可以使这个名单增加两倍、三倍或四倍。教会遍布美国全国各地，有的教会大、有的教会小，有的是持加尔文主义的，有的不是，有的教会的牧师非常有名，而绝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进入该名单的教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有长老而且属于美南浸信会。另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同工汇报说，那些他们与其反复交谈过的牧师们乐此不疲地向他们分享，说他们和教会的其他长老共同承担牧养工作，而这些长老成为他们极大的祝福。

一些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拥有长老的美南浸信会教会是怪异的，他们或许认为这些教会对于教义是过于挑剔了，它们数目微小，在美南浸信会大家庭中是微不足道的门外汉。对此，我不敢苟同。

从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的海斯·威克尔（Hayes Wicker），到阿拉巴马州马斯尔肖尔斯（Muscle Shoals）市的杰夫·诺布里特（Jeff Noblitt），这些有长老相助的牧师带领着教会不断增长。有着多位长老的美南浸信会教会数目越来越多，它们有着成千上万的聚会人数，比如大卫·霍纳尔（David Horner）带领的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拉市的神护理浸信教会（Providence Baptist Church）和巴斯特尔·布朗（Buster Brown）所带领的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市的East Cooper浸信教会（East Cooper Baptist Church)。俄克拉荷马州埃德蒙德（Edmond）市的亨德森山浸信教会（Henderson Hills Baptist Church）的牧师丹尼斯·纽柯克（Dennis Newkirk）牧师报告说，他所在的教会每个主日都有固定的2,800人参加，他们正要搬进一所价值两千三百万美元的新堂，纽柯克牧师喜欢教会有其他长老。现任俄克拉荷马州浸信会联会主席的韦德·巴尔森（Wade Burelson）所牧养的教会也有长老，是位于Enid小城的以马内利浸信教会（Emmanuel Baptist Church）。当然，很多拥有长老的美南浸信会教会都是中型或小型的教会。但在目前，在美南浸信会教会中，向众长老制的转变是一个新的趋势，该趋势看来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的个人经历与同工们调查时所电话采访的那些牧师的经历是一致的。在1993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拜访我们的国会山教会，我向聘牧委员会坦诚分享了我的信念：众长老带领教会是符合圣经的。这些委员对此深感惊讶，甚至有点反感。在反反复复教导该主题几年之后，我们最终通过了一个新的宪章，于1998年确立了第一批长老。在过去六年中，我有幸与这些弟兄们共同事奉，夜以继日地殷勤祷告、讨论、教导、造就门徒，他们与我一同牧养群羊，他们弥补了我的各种缺陷，他们鼓励并纠正我。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使本来有可能是很孤独的牧养工作成为喜乐和愉悦的事。另外我认为，我们教会之所以会兴旺发展，这些长老的贡献巨大。

当然在今天，其他一些问题对浸信会身份来讲更加重要。绝大多数我们的教会对成员制的执行远远没有达到圣经的要求，这反过来严重影响着我们对福音的见证，并且阻碍着我们传福音和门徒造就的工作。超过实际状况的、臃肿的成员名单、直线下降的受洗年龄、不稳定的聚会、还有教会纪律的缺乏等，这些成为很多教会的特征。我们需要很大的改变，才能在这黑暗的、即将死亡的世代作光明、有生命力的见证。对忠心牧师的巨大帮助之一便是由爱主的弟兄组成的长老团，那些身为教会成员却不是（大部分不是）教会受薪同工的弟兄，当然他们要符合圣经对长老的要求。

在教会里，我们会传讲忠于圣经却是当今文化不欢迎的信息：唯有在基督里才有救恩，别无他路。我们会传讲刺耳的信息：离婚、堕胎、婚外性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在绝大多数我们的教会中，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成员中是否有人是堕胎医生，而即便发现了，恐怕我们教会中的太多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建造深厚的教会肢体关系，并在此关系下进行适当的教会纪律执行，以此对付不悔改的罪。

从过去到现在，美南浸信会中的问题从最根本上讲从来就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神学院，问题出自我们教会里面。为了帮助基督徒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将我们群情激昂的布道和震耳欲聋的斥责，转化为真正有效的先知之声而不仅仅是大话空话，我们需要帮助。而神所提供给教会却被我们忽略（以至于陷入危险）的一个途径便是：神提供了长老团队，好在既充满危险又充满机遇的当今时代提供认真的、忠心的、勇敢的、仆人式的带领。

众长老带领教会是有效的，也是需要的，它是符合圣经的，也是具有浸信会特征的。